刘向阳:透过父亲的作文本

作者:刘向阳 | 来源:那里有试玩的博 | 2021-02-22 | 阅读:

  导读:刘章,1939年1月22日出生于河北省兴隆县上庄村。当代诗人,国家一级作家。主要著作有《燕山歌》《刘章诗选》《刘章诗词》《刘章绝句》《刘章散文选》《刘章评论》《小宝宝歌谣》等 50 部和诗文全集《刘章集》。组诗《北山恋》1980年获得全国首届中青年诗人新诗奖。2020年2月20日11时在河北省石家庄辞世,享年82岁。

  故乡兴隆县政协计划编纂我父亲、诗人刘章的文史资料,2020年11月25日,安排秘书长马建军等几位同志来到石家庄,搜集、拍摄、复印。我为他们翻找父亲的遗物和有关资料时,看到了一个父亲上高中时的作文本。阅读父亲高中时写下的作文,我非常惊讶,不是一般中学生作文的腔调,语言简洁干净,内容情景交融,没有一点穿鞋戴帽政治口号的毛病。虽然篇幅都不长,但成熟完整。在这个作文本里,有一首诗《我要做个普通农民》,日期落在了1957年4月19日,这就是后来刊发于《人民日报》、有些传奇色彩的那首诗了。多少年来,关于父亲的这件往事,我知道故事,没成想父亲还保留着原稿。可惜的是,与父亲天地相隔,没有机会拿着这本作文,听父亲亲自讲一讲那段过往了。

  父亲过世后,他的书房始终保持着原样,所有物品一直没有动过。我们觉得,保持父亲生前室内的布局和物品的摆放,接续着父亲在世时的生活状态,父亲也就始终和我们在一起。

  头一次翻看父亲的遗物,进一步感受到父亲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,各种物品分门别类,整理的条理有序,保存完好。父亲的遗物引起了我对父亲深深的思念。特别是那本作文,激起了我对父亲高中生活的回想和追索。父亲的高中生活是在承德高中(现承德一中)度过的,时间是1956年10月至1958年2月。父亲在承德高中读书时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,那里,是他文学旅途的出发地。父亲读了三个学期高中就半途退学,是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受到了不公正待遇,险些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。承德高中是父亲接受系统教育的最高学府,也曾是他的伤心之地。我常想,如果父亲不是赶上了那样一个年代,不是赶上了那样一场运动,如果父亲在承德将高中读完,并从那里走入大学,他走出的就是另外一条人生轨迹,事业成就也许更大。

  父亲的初中学业是在兴隆县中学完成的。三年的初中生活,他表现积极活跃,幸福快乐,他自己称之为“春风般的初中三年”。他有天赋,爱读书,知识面广,活泼开朗,善良敦厚,深得老师和学校领导的喜爱。他的班主任张老师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:某某同学再学三年,知识也赶不上刘玺(那时我父亲名叫刘玺)。他在学习的同时,还是老师的小助手。学校里有什么活动,需要为黑板报写稿子等事,班主任都交给他。学生的复习资料也大都是他刻印。父亲说,他的近视眼,就是在煤油灯下给同学刻手章、给老师刻复习资料造成的。1956年夏,临近初中毕业,社会上的肃反运动还在持续,由于他的班主任张老师参加过国民党的外围组织,是被清查对象,因此,影响了抓工作的心情,把毕业前的事情都交给了几个班干部,学生的毕业鉴定都是父亲起草的,张老师稍作修改,再由他工整誊抄。父亲回忆,班上一名叫朱慕贞的女同学,平时喜欢打扮,他由于“左”,竟然在鉴定书中写上了“有小资产阶级意识”的评语。张老师心不在焉,也没有删去,朱同学看到后大哭一场。为此他非常懊悔,深感愧疚,后来曾撰文向朱同学道歉。

  父亲曾多次与我们说过,他由于性子急,马虎,再加上有些偏科,在班里的学习成绩尽管也不错,但从来不是最拔尖的。但是在老师和校领导的眼里,他始终是好学生。那时,县里没有高中,承德高中是承德地区的最高学府。政策规定,县中学可以保送少量优等生入承德高中。父亲初中毕业时,县中学校长黄鹏宵和教导主任李权午力主保送了父亲。父亲曾谦虚地说,若不保送,他不敢说准能考上,伯乐之恩,三生难报。我觉得,老师慧眼视才,大胆荐举,也是难得。

  父亲是1956年9月29日启程到承德高中报到的。那年,我们乡里升入承德高中的仅父亲一人。从故乡的小山村到承德市,步行要走两天,需翻越几座大山。途中,他住在了寿王坟铜矿的堂姑家里。父亲的童年时代,夜晚用的是松明照亮,解放后才用上煤油灯。他在兴隆中学读书,用的也只是玻璃罩子灯。而寿王坟铜矿,当时已列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工程,虽然这时还处于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,但是已从唐山架设过来供电线路,矿上用上了电灯。当天晚上,姑父吴占春领他登山看夜景,第一次看到灯火辉煌的景色,让他激动异常,很快写出了一首诗作-—《矿山之夜》。到了学校,他把诗稿交给了《承德群众报》文艺部的刘光波老师,很快就发表出来。父亲从兴隆中学开始接触文学并试笔创作,投过稿,始终没有被采用。《矿山之夜》应该算作他的处女作,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。这年冬天,他又在《承德群众报》发表了《姑娘回到故乡》等多首作品。虽然他觉得那些作品都不够成熟,后来编辑出版作品集时并没有收录,但必定给了他肯定和鼓舞,给了他向大报大刊攀登的勇气,那是他第二年登上《人民日报》《河北日报》的一个个坚实台阶。

  1957年春天,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连续报道了知识青年吕根宝、吕宜泽等人还乡务农的通讯,还配发了社论,号召知识青年把文化献给家乡,建设新农村。父亲想,对党团组织的号召,应该有回应。于是,在4月19日的作文课上,他问胡鸿荫老师,可不可以自由命题,胡老师说要觉得有话说,可以。于是,他挥笔写下了《我要做个普通农民》。诗中用第一人称写法,首先自我批判了轻视农民的错误思想,后半部分抒发了扎根家乡做个普通农民,建设新农村的决心。交作文之前,他誊抄了一份寄给了《人民日报》。5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在第八版发表了。胡鸿荫老师先看到了报纸,兴冲冲跑进教室,向父亲报喜道:“刘玺同学,你知道吗?《人民日报》把你的诗发表了”。父亲嘚瑟地问:“老师,给我的作文判分了吗?”胡老师说:“那还用判,那还用判。”在我见到的父亲的作文本上,其他作文老师都给评判了成绩,全是五分,还有相当有见地的评语。只有《我要做个普通农民》一篇没有打分,也没有评语。

  父亲初入高中时,是有些失落的。在小学时他是学生干部,在初中时是团支部委员,总是学校的名人,老师眼里的红人。到了高中,学生生源更整齐了,他也就不那么显山露水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入学后他连个团小组长也没有混上,觉得自己失宠了。开始,老师指定他当宿舍长,他觉得如孙悟空被封为弼马温,受到了羞辱,没干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诗作,他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。他自己后来反思:“为此产生了骄傲情绪,开始翘尾巴了。”学校看出了他的问题,于是团委书记找他谈话:“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你的诗,这是党培养的结果。你要谦虚谨慎。”父亲年老反思,这话并不错。要不是党领导人民军队赶走了日本侵略者,建立了新中国,他这样一位出生在“无人区”,六岁不知酱味的穷孩子,怎么能有机会上高中。父亲有四个哥哥,两个姐姐,都没有上过学。可惜当时他没有买账,心想,我发表了诗,还要记在你团委书记的功劳簿上?端阳节那天,父亲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,自题写到:“学习屈原,为国高吟。——一九五七年端阳,十八岁于承德”。

  奶奶在四十岁才生下我父亲,对这个老儿子格外娇宠,从小到大,没有骂过他一句,没有打过一掌。伯伯和姑姑们对他也都非常疼爱。父亲童年生活尽管苦寒,但天性没有被压抑,他从小就不怯生,敢说话。他六岁那年四月的一天,为了躲避敌人抓捕,我奶奶和大奶奶两家人,逃到了高山之上。不料因有汉奸告密领路,他们两家共十四口人,还是一同落入了敌人的魔掌。面对敌人的枪口,在生命难保的情况下,他勇敢地站出来向敌人求情:“先生,放了我们吧,我们还是孩子呀---。”两个兵将枪放下,一个对另一个说:“这孩子,真敢说。”另一个说:“也干净,不像有些孩子,从不洗脸。”敌人果然没有对他们下死手,把他们赶下山关进了人圈。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,又从人圈里逃出,保住了性命。我的大奶奶也就是父亲的大娘曾多次说:老侄子聪明,敢说话,救了我们十四口人。小学和初中,老师慈祥,同学友善,大家以诚相见,亲密无间,很少钩心斗角,没有虚情假意,他总是有啥说啥,直来直去,率性而为。可是到了1957年,父亲依然这样就不行了。报纸上批判流沙河的《草木篇》是大毒草,父亲为之不平,在同学中公开说那不是毒草。有一个星期六,一名女同学邀他同去看枪毙犯人,父亲拒绝了,还跟人家说,一生一世,老早结束生命,对那个人来说,毕竟是悲剧。这样的言论,本是个人见解,怎想到有人别有用心,暗记在心,成了后来批判他的条条罪状。

  由于天真,不谙世事,尽管社会反右的狂风暴雨已经来势汹汹,应该谨言慎行才是,但父亲却像一块政治绝缘体一样,全然不知,没有感觉,依然我行我素。再加上受武侠小说的影响,还常常出点风头,给学校提尖锐意见,或搞点小事端。有一次选举出席某级别会议的学生代表,班主任指定候选人,他串联同学推翻重选,最后选了班里的团支部委员、诗人何理。还有一次,全年级的化学考试,同学们大都没有及格,他跑到行署教育局“告状”,导致此次考试成绩被废弃。当时他们在校外住宿,宿舍冷,班里张学诗同学写了《宿舍小调》,发泄不满情绪,惹怒校方,组织批判。父亲写了假批判真包庇的《道是无因却有因》。父亲老年回忆,当时的他,真是有点孙悟空闹天宫的劲头。

  现在有一句话,青春是用来挥霍的。1957年,十八岁的父亲确实有一股挥霍青春的劲头,这也就使他的浪漫时光与同龄人相比,消费的快了一些。

  1958年的年初,放寒假前,学校在同学中开展了“社会主义大辩论”,有几个同学很快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,被开除了学籍。这些同学的遭遇,让父亲终于看到了政治环境的紧张。但是当他刚刚有所警觉,不想在学校党团组织没人同他谈话,在没有任何人通气打招呼的情况下,团支部就突然组织召开会议,宣布对父亲进行辩论批判。一些平时思想并不进步的同学,这时成了批判父亲的积极分子,成了英雄。批判父亲的罪名是不认可流沙河的《草木篇》是大毒草;不看枪毙人,同情死刑犯等。最让他接受不了的是,有人追问他:为什么“右派”老师施永龄等对你好,可见你们骨子里都是反党的,臭味相投。有的人甚至怒吼:“划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”。父亲已知道那意味着什么,吓得脊梁骨冰凉。批判会是疾风暴雨式的,不容父亲分辩,不容他讲话。

  后来得知,批判父亲的会议,是他的班主任杨老师鼓动召开的。不知杨老师当时是真的想帮教父亲,还是想自己表现。如果想帮教父亲,理应直接找父亲谈谈,他们可是师生关系呀,他面对的可是只有十八岁的中学生呀。

  当时,年轻的党支部委员甄树春老师为父亲说了一些公道话。他说:“刘玺同学本质是好的,是耍个人英雄主义。”他也婉转批评父亲道:“我担心,由于你的骄傲自满,影响了你的天赋的发挥。”父亲是个勇于自省,敢于认错的人,他始终认为甄老师批评的特别对。甄老师的话,他感受到了温暖,使他警钟长鸣,受用一生。说他反党,他觉得实在冤枉,从不认账。

  1958年1月25日,腊月初六,大寒时节,父亲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戈宝权翻译的《普希金文集》,自己独自到避暑山庄的山顶上去阅读,并把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写在了一块山石上。父亲在自传《一生一首诗》中,对这一段经历有记述。回忆中,父亲认为买书、背诗似乎是在他被批斗之前,我觉得他可能搞错了。从他当时的心境和他周围的环境不难看出,那是在他被批斗之后。他当时的心境是“郁暗”的。另外,他买书的日子已经是腊月初六,也是进入大寒的第六天,此时的承德,正是冰天雪地,如果不是内心憋屈、孤独,怎会在这样的日子到山顶上去读书,还在石头上写诗励志。按照惯例,腊月初六,北方的学校已经临近放寒假了。学校真的会在父亲即将启程回家之时,抢抓时间用一场批斗会为他送别吗?我能体会得到,那个冬天,对于父亲来说有多冷。

  放假后,父亲是提心吊胆回到家里的,因为他怕在学校挨批判的事情传到家乡。革命老区的孩子,老党员的后代,因为不谙世事,差点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,让父老乡亲知道,多丢人啊。到那时,乡亲们又怎能知道他在学校到底说了什么,做了什么,自己怎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好在,全乡只有他一个高中生,那时消息又不灵通,没有人知道。

  那个春节父亲过的注定是郁闷的。能不能继续上学成了问题。他多么希望继续上学呀,因为他是那么喜欢读书,喜欢校园。父亲出生在战乱年代,儿时过的是东躲西藏,死里逃生的日子。七八岁之前,他没有见过书是什么样子。日本鬼子投降后,日子相对安定下来,1948年村里建成了小学,父亲才有机会上学读书,那年他九岁。与父亲一起上学的同班生,有的已经二十多岁。他们兄姊七人,只有他有条件上学了,所以特别珍惜学习机会,学习很用功。

  父亲生在1938年腊月,属虎。奶奶说,她生老儿子之夜,梦见从家屋后山梁下来一只猛虎,于是总觉得这是什么征兆,常念叨他是黑虎星,长大后一定会有出息,要好好念书。奶奶拿定主意要供父亲读书成才。分家时,奶奶把土改时分到的最好的二亩地(湾道沟)给了父亲,她跟伯伯们说,谁也别争,这块地是留给我老儿子读书用的,没人争执反对。我的爷爷刘文魁,上过一冬夜校,因为聪慧,竟使他比本村有钱人家子弟读四五年书学问还深,成了村子里的文化担当,乡亲们呼他“大先生”。共产党闹革命,依靠穷人,又需要文化,1938年,他成了八路军的办事员。1942年,党建立基层组织,他成为了村里第一名党员,第一任党支部书记,化名刘国开展工作。爷爷在1948年曾脱产,父亲一直保存着爷爷当年的油印工作证,为冀东区八区公所公务人员。爷爷应该比一般的村民更懂得掌握文化的重要。九岁之前,父亲没有名字,人们都呼他乳名小老。1948年冬天入学前,爷爷为他取名刘玺,把他送进了学堂。父亲升入初中,也是爷爷送他入校。辗转收到录取通知书时,学校已经开学十日,家里还没有做任何准备。爷爷没有任何迟疑就领着他上路了。半路在柳河的亲戚家,爷爷为父亲借了一床被褥,解决了父亲住宿的铺盖。供父亲读初中高中的费用,也大都是爷爷做泥水匠和乡村货郎挣得的。爷爷和奶奶是半路夫妻,父亲不是爷爷亲生,但他始终视父亲为己出,使父亲享受到了父爱的滋味。

  家乡离县城一百六十华里,父亲读初中时,奶奶曾骑毛驴,晓行夜宿,往返五六天时间到学校去看他。这是奶奶一生中最远的出行。那时乡村没有电话,也没有投递员,每年估摸着该到父亲放寒暑假的日子了,奶奶就到离家一里地的北台子地沿路口张望,迎接父亲归来。为此父亲曾作诗一首《雕像》:“常忆读书在外,放假归乡/总见母亲在高坡眺望/目光凝视,一动不动/像一尊雕像。/这情景永远鲜明/而母亲沉睡荒壤/回首家乡每一座山峰/都似母亲望我的模样。”父亲是奶奶的心尖子,对父亲给予了厚望。

  春节过后,假期结束了,父亲没有按时返校。这时他的心里是非常矛盾的,常常自己与自己打架。返校不返校,犹豫不决。虽然父亲没有按时返校,但是没有收到一封学校老师或团组织劝他返校的信函。母亲说,她与父亲结婚后,曾多次听父亲说过,那一阵子他天天盼着收到学校劝他返校复学的信,如果收到了,返校复学不是没有可能。父亲从来没有想过,不让他返校复学,也许就是学校研究之后的一个态度和决定。

  父亲入承德高中读书时,三大伯夫妇与爷爷奶奶搭伙过日子。1957年底,三大伯分家另过,搬到了二十里之外的安子岭村。春节过后,奶奶的肝病复发了。家中有一些寿材,爷爷想把板材卖掉,筹钱为奶奶买药治病,奶奶不同意,认为那是三大伯治下的,爷爷无权处置。半路夫妻本来粘合度差,易裂,奶奶曲解了爷爷的好意,还出口伤人骂了爷爷。爷爷一气之下,也犯了男人最不该犯的错误,动手打了奶奶两巴掌。这下两人结了死仇,奶奶把爷爷赶出了家门。奶奶身边只剩下父亲一人陪伴了,这时他想返校也拔不开腿了。万般无奈,父亲写了退学申请,学校很快给他寄来了高中肄业证书:“河北承德高级中学肄业证书/(57-58)肄证字第11号/学生刘玺现年十九岁,原籍河北省兴隆县人。曾于本校高中贰年级第壹学期肄业。一九五八年退学。/此证/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。”高中肄业,成了父亲一生的最高文凭。后来父亲回想,寒假结束后他迟迟没有返校,奶奶可能看出了问题,虽然始终没问,但对他的希望破灭,加重了病情。我想还有另一种可能,奶奶知道自己病的很重,实在舍不得父亲离开,所以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,也就随了她最后的心愿,在自己人生最后的日子,巧妙地把父亲留在了自己身边。

  奶奶病的越来越重,不能做饭,父亲也不善炊事,他只好把刚生下表兄一个月的二姑接回了家。二姑做饭,父亲与乡亲们一起出工劳动。每隔三天,他到乡里为奶奶买一次药,回来后为奶奶煎服。1958年10月21日,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,奶奶离开了人世,终年五十九岁。父亲和二姑,始终侍奉在她的身边。特别是二姑,离家舍业整整侍奉了奶奶八个多月。二姑夫曾两次到家想接二姑回去,看到眼前状况,吧嗒吧嗒嘴把想说的话都咽了回去。父亲一岁多时,其生父客死黑龙江瑷珲。他不满二十岁,又失去了母亲。

  虽然离开了校园,但父亲始终没有中断学习。虽然农活非常繁重,虽然侍奉重病的奶奶心情焦虑,但他常常坚持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。寒假回家时,他带回了《普希金文集》和《裴多菲诗选》,这时成了他的精神伴侣。他还托人从承德给他邮寄《诗刊》,还订阅《人民日报》。没有钱,他就一次订阅一个月的。结合报刊发出的文艺导向和表现形式,在田间地头,在为奶奶买药的路上,父亲构思创作了一批反映农村火热生活的作品,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,这些作品陆续在各地报刊发表。特别是1958年10月《诗刊》一次刊发组诗二十首,使他很快在全国产生了影响。1958年《诗选》以“党是春雨社是花”为题选编了他的五首作品。1959年5月,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《燕山歌》。有人说,他在诗坛一出现就直接进入了盛花期。只是,他怕用本名刘玺发表作品,被学校里的人看到后给报刊写信,告他是“准右派”,导致报刊封杀他,从1958年起,他投稿改名“刘章”,后来,他的原名却少有人知道了。

  年轻的时候,父亲对承德高中对他开展批判活动,导致他被迫中途退学是有怨恨的。1958年5月13日,父亲剪裁一块红布,在上面写下了这样两句:“宁愿天下人负我/而勿使我负天下人。/五八年五月十三日/刘玺题”。这块红布,连同父亲的初中毕业证、高中肄业证,《燕山歌》的出版合同,以及爷爷的工作证和热河省政府奖励爷爷革命有功的函件等,作为家庭文物,父亲生前交给了我保管。这次家乡县政协的同志来寻资料,我提供给了他们。年老之后,父亲的认识产生了变化,把那块写有誓言的红布托在一张纸上,又在红布下方加写了几句话:“1958年4月愤而退学,思白脸君子,想人生之路,题此誓言。今日偶然见到,感慨万千。做人也难,办事亦有负人之时,徒言何勿使我负天下人?他日当就此而作文。1988年8月10日记”。是啊,人生如萍如寄,风吹浪打,怎能时时都能把控。

  1958年,对于父亲来说是一个重要年份。这一年,他被迫退学,中断学业;慈母病重,终而辞世;在国家大刊物发表作品,产生影响。这一年,生活的面孔对父亲时冷时热,让一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,尝到了过多的酸甜苦辣。他的心情可谓过山车一样跌宕反转,悲欣交集。这一年,他经历的太多,承受的太多,也收获了很多。

  承德高级中学后来更名为承德一中。1993年建校九十周年时,曾邀请父亲回校参加纪念活动。那时父亲心里还没有释然,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消化,他拒绝了,回信称“贵校”没有叫母校。到了2003年,父亲的心情完全平复了。当学校举办庆祝建校一百周年活动,再次向他发出了邀请,他愉快接受了。学校也把他视为贵宾,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。回校期间,他宴请教过他的老师吃了一顿饭,遗憾的是,上学时对他很好的施永龄老师,已于一个月前去世了。他惦念了半辈子,曾想方设法打听施老师的下落,后来知道施老师后半生相当艰难,本想见面时与老师叙叙旧,安慰安慰,临了却只差一个月时间没有见到。父亲一生尊师敬师,秉承一日为师,终生为父的理念。他与小学教过他的司兰章老师、王玉老师,中学教过他的张君涛老师、李权午老师、刘殿忱老师等,都保持着长期的联系,有时在年节还送上一份敬礼,并为多位老师著文,叙写师生情。但是因为内心的创伤,他长时间断了与承德高中老师的联系,从承德高中退学后,几十年没有踏进过该校的大门。再次回到母校,已经四十五年过去。

  尽管心情复杂,承德高中始终在父亲的头脑中占据着一块位置,他始终忘不了承德读书时的青葱岁月。1958年腊月在承德山上读《普希金文集》时,他捡了几个红叶夹在书里。当时,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将要与承德作别,留作纪念。一生中,父亲无数次从书中拿出红叶翻看。其实他看的不是那红叶,那红叶是他打开那段往事的按钮。1982年4月,他写过一篇散文《红叶相思》:“我曾经在承德读一年半书。十七十八,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,像春天的小苗,吸收着每一滴知识的雨露;像出巢的小燕子,自由奋飞,柔情似霏霏雨雾,希望像七色彩虹。春月夜,我曾经和同学们到南菜园的大坝上,或悄悄而行,听武烈河里蛙声一片;或放声谈笑,论古说今。那溶溶月色,那袅袅柳丝,至今还留在记忆的屏幕上。秋天,我曾经独登南山,背诵着普希金的诗句:假如生活欺骗了你,不要悲伤,不要心急,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,相信吧,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。”

  1985年夏,我技校毕业即将工作前,曾到承德、北京游览了一圈,那是我第一次去承德。回家后向父亲讲述旅游经历,当说到避暑山庄南山积雪亭时,引起了父亲的话题,对我讲了不少他在承德的求学生活。他当时的情态我永远忘不了。1998年,父亲又在回忆录《一生一首诗》中有写到:“在《普希金文集》里,还夹着承德南山的红叶,四十年,与诗在一起,没有化作尘土。红叶四十年如故,我已垂垂老矣。”

  父亲对承德的情感难以割舍。

  人们把自己求学读书的地方都尊为母校,表达了无限的深情和爱戴。从学校的角度说,既然为母,也一定应该有母亲的襟怀,对待每一个学生,都应该视为自己的亲子,传承的是自己的血脉。我觉得特别是中小学校,更应该懂得宽容、爱护,因为投奔其怀抱的,都是幼子。对待自己的幼子,可轻打重骂,但不能羞辱他,冤枉他,伤害他。一个园丁,学问是否深厚,知识是否渊博,固然重要,但是否有爱心和师德,更为关键。教书育人不能偏重一方。尽管我的父亲在学校过早地经历了狂风暴雨,庆幸的是,没有被摧折。在后来的生活中,始终保持着向上进取的心劲,保持着积极的人生态度。无论是回乡担任大队干部,还是进城做文学杂志编辑、主编,都敢于挣脱局限,突破壁垒,开拓出一片新天地。在文学创作方面,更是勤奋实践,勇于创新,不断突破自己,收获了几百万言的著述,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精神花园。回顾父亲一九五八年前后的生活,我常怀想,不知父亲那几位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,被开除了学籍的同学,后来过的怎么样呢?都还好吗?

  写于2021年1月石家庄封城的日子。

  纪念父亲逝世一周年

责任编辑: 山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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